1968年4月，张万年因在军中表现优异，迅速获得晋升，成为广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。仅仅两个月后，他再度晋升，担任了127师的师长。127师这个部队番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具有光荣的传统，其前身是党的首支武装——“广州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，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精神象征意义。因此，能够让张万年来领导这支部队，显然是上级对其的重用。然而，令人疑惑的是，尽管张万年一直保持着快速晋升的势头，到了127师师长这个职位，晋升的速度反而减缓了。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，他才得到了再次的大力提拔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张万年在127师的领导岗位上暂时停滞呢？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他与127师政委关光烈的搭档关系。
张万年和关光烈虽然都来自四野，但两人的背景却有很大的不同。张万年从战场上一步步拼搏而来，先是在山东战役中杀敌，再到东北作战，最终南下直至1949年成为英模，曾亲自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。而关光烈则并非典型的战场英雄。他在东北参军后，虽然也有参与作战，但军事经验远不如张万年。关光烈的最大特点是有文化，且非常擅长写作，因此他经常承担起部队中的宣传工作。他为那些不识字的指战员代写家信，逐渐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声誉。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，军事任务减少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愈加突出，关光烈因其出色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，被部队提拔，最终被调往中南军区。1955年，军区改制后，关光烈被任命为军区党委秘书，负责会议通知和记录工作。
展开剩余72%1959年，关光烈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——他被调到“林办”担任秘书。当时，四野司令员因健康原因需要一名秘书，而关光烈恰巧被选中。通过一番工作上的表现，关光烈迅速获得了司令员和叶夫人的信任，从广州被调往北京，并开始了与林办的紧密工作关系。在林办，他主要负责起草文件，协助处理政务，并成为秘书中的佼佼者。到1965年，关光烈向“林办”提出请求，希望返回部队，经过批准后，他被调到43军127师担任副政委，并在三年后升任政委。
张万年和关光烈在127师正式搭档，合作非常和谐，双方并未出现什么冲突。关光烈的能力得到了许多军区领导的认可。然而，1971年9月8日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打破了这一平静。当时，正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关光烈接到了北京的电话，说是首长有事找他。由于自从离开“林办”后，他和上层的联系并不频繁，且此时的召见十分敏感，关光烈心中充满疑虑。虽然他不敢直问，但还是前去请示了上级的军政委王文德，王文德也觉得此事有些蹊跷，但仍建议关光烈前往北京。抵达北京后，关光烈得知，原来接待他的是林公子的父亲。林公子起初给了关光烈一份任职令，说是要提拔他为43军政治部主任，表面上看似一份“甜枣”。但接下来，林公子要求关光烈提供一些敏感的军事装备，包括火焰喷射器、火箭筒等。关光烈立即警觉，询问这些装备的用途，然而林公子并未给出明确回答。此时，关光烈毫不犹豫地以“级别不够”拒绝了这一请求。
回到部队后，关光烈并未透露在北京发生的事情，虽然心中充满疑虑，但他不敢轻易透露任何细节。直到9月23日，军区突然通知张万年和关光烈去郑州开会。到达后，他们被专人接送至指定地点，并开始了实质性的隔离审查。在审查过程中，张万年毫无问题，坚决支持组织的决定，而关光烈则如实陈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，表示自己并不知情。关光烈还特别提到，“我连我的老婆都没告诉，我怎么能告诉他？”并为张万年的政治立场作证，坚信他没有任何问题。关光烈的态度令组织对张万年放心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确认张万年无误，最终让他继续担任师长。
然而，这次事件显然对张万年产生了隐性影响。尽管他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成功翻身，但此后几年内，张万年并未再次获得大力提拔。关光烈的事件则持续没有结论，直到80年代审查“两案”时，关光烈被定为“同伙”，并被交由原单位处理。1981年，武汉军区军事法庭判定关光烈有期徒刑10年，刑期从1971年开始计算，关光烈很快获释。此后，他被安置在洛阳，开设文物商店，并与许多老战友保持联系。2008年，关光烈因病去世。
回顾这一段历史，关光烈在晚年曾对为什么没有及时交代自己去北京的事情做出解释：“当时事情来得太突然，谁能知道会变成这样？我明白上面的关系复杂，离开中央机关多年，我不可能直接了解内幕，乱碰乱撞会弄得更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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