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年轻人口十年缩减8000万的背景下，深圳、杭州、成都等产业高地正凭借“低成本+强产业”增加吸引力，城市竞争已从“抢人”转向“留人”
文｜《财经》记者 鲁伟
编辑 | 朱弢
截至2026年4月底，全国31个省份都公布了2025年末常住人口数据。相比2024年，仅有广东、浙江、新疆、海南、上海、西藏和宁夏7个地区常住人口实现正增长，24个地区的人口继续收缩。其中广东新增79万，居全国之首，浙江新增31万紧随其后。经济强省江苏则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。
这是人口总量的叙事。而总量之下，藏着一个更关键也更容易被忽略的信号：20岁-29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是增还是减，他们流向了哪里？
目前，共有29个省份发布了《2025年统计年鉴》，其中北京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、福建、安徽六省（市）公布了分年龄段的常住人口细分数据。
数据显示，2015年-2024年的十年间，上述已公布20岁-29岁这一年龄段的常住人口六省份，其年轻人口无一例外地大幅减少。其中，北京20岁-29岁常住人口减少212.9万，年轻人占比逐渐趋近全国平均水平；河北20岁-29岁的常住人口从约1191万降至约506万，降幅达57.5%；河南的降幅相对较小，其20岁-29岁常住人口从约1475万降至1037万，降幅为29.7%。
《中国统计年鉴》披露的全国数据勾勒出更完整的人口图景：2015年，全国20岁-2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.65%；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，这一年龄段已降至约1.67亿人；2024年进一步缩减至约1.49亿人，占比10.56%。十年间，全国20岁-29岁人口减少了约8000万人。
在一些省域层面的年轻人口总量持续走低之际，深圳、杭州、成都等产业强市仍在持续吸纳年轻人口。这说明，年轻人正加速向产业竞争力强的城市集中，南北产生分化：广东、成渝城市群持续净流入，东北、华北一些省份则持续萎缩。
“年轻人口流动已从粗放式单向迁徙转向就近集聚、产业锚定、成本筛选的新格局。”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姜全保对《财经》表示，“未来十年，城市间吸引年轻人的竞争，将不再是‘谁抢得多’，而是‘谁留得住’。产业能级决定‘谁来’，房价与公共服务决定‘谁留’，而城市文化与生活品质，将决定‘谁能被年轻人真正热爱’。”
年轻人正在去哪？
20岁-29岁，是从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、从单身步入婚育的关键期。这一群体的流向，决定着一个区域的消费活力、楼市走向、公共服务配置乃至产业升级潜力。
这一轮年轻人缩减的底层驱动力是人口学规律。2015年，处于20岁-29岁年龄段的人，出生于1986年-1995年，彼时正值中国最后一波“婴儿潮”的尾声，年出生人口一度逼近2600万。而到了2024年，20岁-29岁人群对应的出生年份是1995年-2004年，年出生人口已从2100万台阶一路滑落至1588万。每一年的新生人口都在减少，意味着补充进20岁-29岁“池子”的人越来越少。这是所有省份共同面对的宏观前提，难以逆转。
然而，省域数据的下滑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口在绝对意义上减少。把目光从省级切到城市级，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浮现出来。
一批产业强市正在逆势吸纳年轻人。截至2024年末（2025年的数据未更新），深圳常住人口达1798.95万人，同比增加19.94万人，常住人口增量居全国首位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2.5岁，14岁-35岁青年人口占比达45.66%。据《深圳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披露，当地常住户籍人口仅占35.1%，非户籍人口占64.9%。
截至2025年末，杭州常住人口达1270万人，比上年增加7.6万人，2023年仅35岁以下大学生就流入了39.7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同在2025年末，成都常住人口达2153.5万人，比上年增加6.1万人，其中，2024年有超过50万青年人才涌入成都，从“少不入川”变为“少愿入川”。
广东毫无疑问是年轻人口集聚的核心极。2025年末，广东常住人口超过1.28亿人，比上年末增加79万人，增量居各省份之首，常住人口总量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。2025年，广东的出生人口为100.3万人，连续6年成为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人的省份。广州、深圳构成的“双引擎”，叠加佛山、东莞等珠三角制造重镇的产业链纵深，使广东成为全国年轻人口储备厚度最深、吸附力最强的区域。
省会城市的崛起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。2025年，河南省常住人口较上年减少41万，但郑州增加了5.2万——过去十年郑州常住人口从956.9万增至1308.6万，增幅近36.8%；湖南省2025年的常住人口减少47万，但长沙增加了10.49万；合肥常住人口在2024年突破1000万人，成为全国第18座千万人口大城。年轻人的目的地正在从“省外一线城市”向“本省省会”转移。
然而，姜全保指出，省会虹吸效应正在出现明显分化。成都、西安、武汉、长沙等强省会，通过持续提升首位度，成为本省人才的“蓄水池”；但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省份，省会首位度相对不足，部分青年直接越过省会，跨省流向沿海核心城市。河北过去十年20岁-29岁这一年龄段的年轻人降幅较大，除了省会吸附力差异，更与河北毗邻北京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——北京的强大虹吸效应，使大量河北年轻人选择“就近出走”，流失程度远超其他省份。
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达862.5万人，创下197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峰值。此后外来人口规模小幅回落，2024年常住外来人口仍有819.3万，十年间减少约43万人，降幅远低于年轻人数量缩减规模。2024年，外来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重达37.5%，同在2024年，北京20岁-29岁年轻人占比已接近10.56%这一全国平均水平。
此外，外出打工人也在发生变化——以前出去的多是没什么经验的年轻人，现在出去的多半是有一技之长的老手。
以安徽为例。这个劳务输出大省虽然还是人口净流出，但结构已在优化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安徽外出户籍人口中，20岁-29岁年轻人的占比从2015年的30.66%降至2024年的20.13%，十年间下降了超10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省内。
安徽省人社厅发布的数据提供了佐证：2025年，安徽接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外转入10.63万人，省外转出4.83万人，净转入5.8万人，转入来源中来自沪苏浙三省市占比高达71.12%——以前安徽人爱去打工的地方，如今反而成了最大的“回流来源地”。
姜全保认为，中国年轻人口的流动格局正在经历性重构，主要表现为四个维度的深刻变化。一是空间重构：从全国大流通转向“省域内循环+核心城市群流动”，强省会成为关键节点；二是目的地迁移：一线城市因高房价产生挤出效应，成都、武汉等新一线城市成为最大承接池；三是逻辑进化：从普适性务工转向产业精准匹配，“数字经济、新能源产业在哪，年轻人就去哪”；四是双向流动：高技能人才向核心区集聚，普通劳动力因成本压力回流县域或家乡。这股交织着集聚、分流与回归的力量，正在重塑中国城市竞争的基本盘。
这些城市为何吸引年轻人？
年轻人口正加速向产业高地与生活高地汇聚，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。
姜全保指出，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与高落户门槛正产生明显的“挤出效应”，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从过去的“绝对优势”转为“相对优势”。尽管深圳、广州仍依托强大的产业基础持续吸纳人口，但杭州、成都、武汉、长沙、西安等新一线城市，在承接年轻人口方面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。
产业始终是城市竞争的最硬筹码。泽平宏观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《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：2025》（下称《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》）显示，深圳在“95后”人才吸引力城市中位居榜首。其核心竞争力并非单纯依赖高额补贴，而是坚实的“产业底座”：2025年深圳GDP（地区生产总值）达38731.80亿元，同比增长5.5%。从华为、腾讯到比亚迪、大疆，一批全球级科技企业构建起以先进制造业为底色的产业生态，这与年轻人的就业期望高度契合，也为不同层次人才提供了可预期的上升通道。数据显示，深圳14岁-35岁青年人口占比高达45.66%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）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首位，印证了年轻创造力与产业创新力在此形成的正向循环。
杭州则走出了一条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发展路径。2025年，杭州GDP达23011亿元，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达29.5%。近三年来，杭州每年新引进的35岁以下大学生数量分别为36.4万人、39万人、40余万人，在高基数上叠加快增长。在前述《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》中，杭州的排名跃升至全国第四，成为极受年轻人青睐的城市之一。
成都的突围得益于“产城人”的深度融合。成都已连续多年获评“中国最佳引才城市”，其实施的“蓉漂计划”和“蓉城英才计划”给予个人最高300万元、团队最高1000万元资助，并推行“零成本”创业模式，年均发布应用场景超1000个。在安居方面，成都构建了“人才驿站（免费短住）—保障住房（低费长租）—人才公寓（减费购置）”的全周期住房保障体系。在一系列措施推动下，近三年成都引进青年人才超169万人。目前，成都14岁-35岁的青年人口近690万人，占常住人口近三分之一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年轻人择城而居的逻辑正从单纯的“逐利”转向“发展与生活的平衡”。姜全保观察到，成都、重庆、长沙等城市的崛起，反映了年轻人开始权衡薪资性价比、婚恋友好度及城市文化氛围。以长沙为例，在2025年湖南省常住人口减少47万的背景下，长沙逆势净增10.49万人，正是低房价、强产业与高幸福感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合肥则提供了省会城市“逆袭”的典型样本。从2023年起，合肥每年举办“合肥请您来，20万个岗位供您选”系列就业服务活动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合肥新招引大学毕业生35.57万人，已连续三年保持在35万人以上，成为青年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竞相涌入、人才汇聚的热门城市。合肥每10万人中，大学生数量达2.7万人，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.1万人，人才素质优势突出。人口结构的优化，尤其是青年人才和高学历人才的集聚，为合肥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。
姜全保预测，未来五到十年，城市竞争格局将呈现“马太效应极致强化”的态势。他将最具潜力的城市划分为四个梯队：一是大湾区、长三角头部城市（深圳、广州、杭州、苏州、南京），凭借顶级产业集群与都市圈承接力，长期吸纳优质青年；二是中西部强省会（成都、武汉、长沙、西安），依托高产业能级、科教资源及相对较低的房价，成为区域青年的首选；三是产业专精型卫星城（东莞、佛山、合肥、常州），承接核心城市外溢，以“产业完善+房价友好+通勤便捷”吸引年轻人安家；四是国家战略赋能的区域门户（郑州、贵阳、南宁），通过物流枢纽、大数据、东盟门户等差异化赛道，精准吸纳特定领域人才。
如何留住年轻人？
城市对年轻人的争夺，已从早期的“吸引增量”演变为当下的“争抢存量”。应对这一转变，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主动布局。
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“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，为青年成长成才、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”。这是国家发展规划首次设置支持青年发展专项，将青年发展深度融入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。
2026年2月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肖宏伟在《中国人口报》撰文指出，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，中国仍拥有规模庞大的青年群体。这支庞大的队伍是科技创新、产业变革、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，能够为中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提供重要支撑。
在此背景下，多个城市已将青年发展纳入“十五五”规划的核心议程。
深圳明确提出“关注青年愿望、支持青年创业、帮助青年发展”，并将解决新市民和青年人住房问题列为重中之重，完善“一张床、一间房、一套房”供应保障体系。深圳还提出“不唯地域、不问出身、不求所有、不拘一格、不遗余力”引进人才的理念，着力打造让人才“申办无忧、事业无忧、往来无忧、安居无忧、生活无忧”的生态。
成都则将“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”写入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，明确完善青年求学就业、婚恋生育、社会融入等发展促进政策，让更多青年才俊“在成都成就梦想”。目前，成都正在编制的“十五五”青年发展规划已征集近两万名青年参与问卷调查，该规划聚焦青年所急所需所盼，系统化集成青年发展政策与项目，全方位赋能青年更好成长发展。
杭州提出，到2030年GDP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，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。在此目标下，杭州以“杭向未来”人才品牌为引领，持续完善全链条引才体系，围绕数字经济、生物医药、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布局人才链。
针对如何持续吸引年轻人，专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。
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，大国的人口非均衡分布是市场竞争、产业竞争和公共服务竞争的必然结果，这是规律而非异常。他指出，即便是经济发达的浙江，也面临“县域房价高企与生活成本提升对年轻家庭生育意愿形成约束”的问题。他建议，通过打造优质营商环境，大幅改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，优化住房供给结构，让产业发展红利切实转化为年轻人的安居底气。
对于人口流出地，丁长发认为，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探索差异化路径。他强调，各地应激活自身“比较优势”，依托电子信息产业或强化核心城市产业链承载能力，做好公共服务配套，在统一大市场环境下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和错位竞争发挥优势。丁长发还建议，在制度改革层面，应探索建立与人口流动相匹配的财政资源配置机制，使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公共资源更好服务于实际居住人口，同时深化社会保障全国统筹，降低生育养育成本。
对于20岁-29岁人口持续大幅流出的省份，姜全保认为扭转局面需要系统性发力。他给出的建议是：首先做强省会，打造省内青年“蓄水池”，让年轻人“就近留下”，而非跨省出走；其次产业换道超车，避开内卷赛道，依托本地禀赋布局差异化新兴产业集群；同时补齐公共服务短板，严控房价，打造“性价比高地”——“高房价+低薪资”是青年外流的核心诱因，必须加以对冲。
此外，姜全保特别提到激活县域经济的重要性：通过发展特色农业、文旅、电商，完善县域配套，让部分青年返乡就近就业，形成“省会+县域”双层级就业体系。“那些能够利用生态优势和较低生活成本、打造‘青年友好型’微环境的地区，即便无法大规模逆转趋势，也能吸引数字游民、文创青年等特定群体回流，从而守住一部分人口基本盘。”姜全保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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